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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让民主行动党在马华的堡垒区，例如在柔佛州取得历史性突破，才能证明人民拒绝国阵的“乞丐政治”及“糖尿病经济政策”，否则马来西亚将不再具备竞争力，以致我们在40年前的竞争力超越韩国三倍，如今却是韩国超越我们三倍。
唯有让民主行动党在马华的堡垒区，例如在柔佛州取得历史性突破，才能证明人民拒绝国阵的“乞丐政治”及“糖尿病经济政策”，否则马来西亚将不再具备竞争力，以致我们在40年前，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我国的竞争力超越韩国三倍，如今却是韩国反过来超越我们三倍。
唯有让民主行动党在柔佛州赢得国会议席及州议席，尤其是首次在新山或峇株巴辖等选区胜出，我们才能确保政府根据教育需求增建新的华小，而不是以巫统的政治需要作为考量。马华副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医生指增建新华小，并将华小从乡区搬迁到城市地区，以应付华社当前及未来的需求，纯粹只是马华的道德义务。这种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增建新的华小从来不是马华的道德义务，而是马华应该兑现的政治承诺。如果国阵无法履行这个承诺，这足以导致马华部长辞职下台。马华无法确保其承诺变成一个无可妥协的政治使命，致使国阵断然拒绝在新山人口拥挤的地区增建新的华小。
董教总预测在新山地区不足21间华小，并需要105依格土地兴建这些小学（参考附表）。虽然新山需要57间华小，但目前在新山（包括古来）只有36间华小。这些新的小学何时要建起来呢？如果政府在每届选举之间4年内，只增建5所左右的新华小，华社需等188年或47届选举，始能完成增建134间华小的目标。
华社应抗拒被当作乞丐般对待，而否决巫统及国阵的“乞丐政治”，并争取政治平等丶平等的经济和就业机会。
华社应抗拒被当作乞丐般对待，而否决巫统及国阵的“乞丐政治”，并争取政治平等丶平等的经济与就业机会。马华部长允许巫统耍弄华社以接受“乞丐政治“，而只是增建一间新的华小，就相等于杯水车薪，距离全国需增建134间华小的目标相去甚远，让民主行动党对此深感遗憾。
至于淡米尔小学呢？为何教育部长希山慕丁没提到印裔社会极需增建新的淡小？虽然三美维鲁宣称至今新建21所新的淡小，他却无法如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所要求般，列举21所新的淡小名单。
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宣布将通过第九大马计划（9MP）增建两所新的华小，即雪州敦陈修信华小及柔州古来华小二校。这是出自于政治动机，纯为挽救马华的临急措施。这显然要消除华社对马华所产生的不满。在此之前，教育部副部长拿督诺奥马于9月20日在国会宣布，政府不会通过第九大马计划增建任何华丶淡小。
然而，希山慕丁只是在撤谎，毕竟古来华小二校实际上属于迁校计划，而不是新的华小。虽然敦陈修信华小属于新学校，却又是一间宏愿学校。这所宏愿小学是由马华梳邦再也区州议员李华民提出申请，并可通过雪州教育局发展管理部门主任阿末阿都拉昔所签发的公函获得证实。
如果董教总依据槟城丶新山丶巴生谷如吉隆坡和雪兰莪州的华裔人口增长，估计需要兴建134所新的华小，并征用836依格土地作为建校用途，那么政府只增建一所新的华小，难道足以应付需求吗？当华社需要增建134间新的华小，但马华只能够争取增建一所新的华小，这种简直就像“乞丐政治”一般，马华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将他们所缴纳的税务，用以推广各族的母语教育，那么华社何必感谢政府只增建一所华小呢？我们需要134间新华小，但政府只批准增建一间新的华小，就如同杯水车薪般不足，巫统更是把华社当乞丐般看待。
除了华校及华教之外，其实在经济机会丶就业机会与大学学额，亦存在“乞丐政治”的问题。马华及民政党领袖也许乐於让巫统把他们当作政治乞丐，以保住他们的部长权位。但是，广大华社必须藉来届大选发出一致的声音，敢于拒绝巫统及其“乞丐政治”，要求对方给予应有的尊重丶赋予平等的政治权益丶社会公正及平等的经济机会。
对民主丶公信力与平等机会的新承诺
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国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勤奋的国人必须得到鼓励与回报。除非我们有很强的能力，否则我们很难在国际舞台跟他人竞争。我们必须让全民，而非一小撮具有特权者，全面发挥他们的人文资本与潜能。其实，人文资本比天然资源更重要，并且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取得进步的关键要素。
因此，人民要判断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乃应根据其竞争力与管理能力，而非“我们是否比过去更好？”。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果政府廉结及具有竞争力，我们难道不会不会比目前更好吗？”
国内贪污的猖獗程度，就连朝圣基金局这类宗教性的机构也无可幸免。2004年总审计司报告曾质疑有关的丑闻：
•原本订价1亿6千700万令吉的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局大厦工程被搁置多年，最後被逼耗上12年及2亿8千750万令吉才建成；以及
•原本只应为两座建筑物支付2亿6千792万令吉的朝圣基金局，却错误支付4亿3千638万令吉。
跟巫统的“乞丐政治”恰好相反，民主行动党提供国人一个全新及具有活力的承诺，即为管治我们的机制注入更多的民主及公信力元素丶承认我们生长在一个多元种族丶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社会的事实丶通过维护人权与法治坚信会平等与自由丶通过良好施政和社会公正致力于创造与分配财富丶让国家掌控重点的公共服务丶确保私人企业保护工人丶消费人与小规模商业的利益。
国人必须否决“糖尿病”政策，如新经济政策(NEP)的陷阱，否则国家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减低3至4％，同时质疑“我们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国人必须否决“糖尿病”政策，如新经济政策(NEP)的陷阱，否则国家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减低3至4％，并摧毁马来人及马来西亚的经济健康。因此，马来人必须从“糖尿病”政策的陷阱中觉醒过来，避免让巫统利用这些政策来奴役马来人，以博取他们盲目支持巫统，以及回避贫困马来人提出“我们的钱去了哪里？”类似的疑问。
新经济政策就如糖尿病一样。延续新经济政策就如同提供糖果。这个政策有其良好的本意，但是如果我们吃糖太多，我们就会变得不健康。如果我们不放弃吃糖，我们最后肯定会患上糖尿病甚至丢命。
因此，马来人应敢于抗拒类似新经济政策的糖尿病施惠型政治，并根据绩效制订新的政策，协助贫困者丶加强自助的能力，并让大家享有平等的机会。新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办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让国家变得没有效率丶缺乏竞争力及减低生产力，同时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一直把马来西亚列为东南亚贫富鸿沟最大的国家。第九大马计划也承认低层40％人口的财富，从1990年占整体收益比率的14.5％下降至2004年的13.5％，而顶层20％人口的财富，则从1990年的50％上升至2004年的51.2％。
相较40年前，尽管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进步，但与其他国家如韩国相比却显得很糟糕。在1966年，韩国的人均入息每年不超过130美元，而我国当时则有350美元。到了1980年，韩国在新经济政策实行10年后迎头赶上马来西亚，以致人均入息飙升至1千900美元，马来西亚则只有1千830美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韩国人均入息在2005年将马来西亚远远抛在后头。其人均入息高达1万6千421美元，马来西亚则只有5千零40美元。40年前，马来西亚的经济比韩国好三倍，新经济政策如今却导致马来西亚比韩国差三倍。若非新经济政策，马来西亚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再增长另外3％至4％。
并非全体国人的财富程度，哪管是马来人或非马来人，可以跟巫统丶马华或印度国大党的百万富翁相比。有多少马来人拥有汽车入口政策(AP)或股票，或如巫青团副团长凯里般有能力收购总值920万令吉的股票？或有多少人能够像拿督罗斯兰哈欣般举办一场耗资350万令吉的婚礼，或者像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芬迪诺瓦威般，有能力让出4千200万令吉的家产及100万令吉现金给离婚的前妻？
有多少非马来人能够像马青副团长林熙隆般，有能力在27岁借到12亿令吉来收购3家上市公司，而成为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巫统宣称新经济政策制订土着拥有30％股权的目标尚未达致，而目前只拥有18.9％股权。然而，这个18.9％的数据乃以面值(par
value)计算，而无法反映实际所积累的财富。除了马来西亚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采用面值来计算实际的财富。正确的估值
应采用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根据市场价值，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估计土着拥有45％股权，或相等于超过3千250亿令吉的资金。
ASLI所揭发的真相，让人明白巫统领袖为何不断炒作种族情绪，以及把华人当作促使新经济政策所谓蒙受失败的代罪羔羊。巫统领袖不承认土着股权已达45％市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转移视线，以回避被贫穷马来人追问：是哪一些富有的马来人拥有3千250亿令吉的资金，同时要求跟他们共享这些财富？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指马来西亚华人面对制度性边缘化，其实只是说对了一半。其实，他忘了提到印裔丶原住民丶贫穷的马来人，以及东马的土着亦面对被边缘化的命运。国人不应再一次给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赢得91％的议席，毕竟他没有兑现要提升民主丶终结贪污丶终止双重政治标准，以及废除歧视性政策如新经济政策丶固打制丶收入不平等及社会经济不公正的承诺。
现在应是时候让马来西亚人民，负起历史性的使命来惩处无法竞现承诺，以及边缘化所有国人，尤其是拒绝让他们不分种族或宗教共享国家财富的国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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